余则成在军统（保密局）天津站属于单打独斗，这也是当年地下斗争的需要：如果一个部门潜伏人员太多且横向有联系，那么是很容易暴露的，比如潜伏在军统电讯总台的张蔚林、张露萍等七位地下党被捕遇害，其实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和误判文商期货配资，导致整个潜伏小组毁于一旦。
时任军统局电讯处少将副处长的董益三（被俘时任第十五绥靖区第二处少将处长，1960年与沈醉同在第二批特赦）在《我所知道的张蔚林一案》中回忆：“稽查处电信监察科科长肖茂如给我来电话，报告说：‘张蔚林昨夜值班，把收报机上三只30真空管烧坏了。他是比较有经验的报务员，不可能是因为误接电源烧坏的，而是有意破坏。我即报请稽查处长把他关起来，不料今天早晨发现他从看守所逃跑了。’”
据董益三回忆，张蔚林逃出看守所后判断失误，以为“烧管子是工作上的过失，不是政治问题”，只要自己跟董益三解释清楚了，就可能渡过难关，却没想到在他逃出看守所后，特务马上搜查了他在张家花园的住所，不但抓住了张露萍，还搜出了包括他们入党文件在内的重要档案，张蔚林再去找董益三，就等于虎口拔牙，结果身陷囹圄壮烈牺牲——他们那个小组原本有八个人，后来之所以被称为“七烈士”，是因为有一个姓安的叛变了，后来还当了热河站的电讯支台台长。
潜伏在敌人重要机关，有战友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战友太多，只要有一点疏漏，就可能导致整个潜伏小组甚至整条潜伏线毁灭，所以潜伏在天津站的并没有跟其他地下工作者发生横向联系，而当时潜伏在天津站的地下工作者，绝不可能只有余则成一位——当时（原名吴景中）身兼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和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在这两个重要情报部门，如果没有三五个地下工作者，那就小看了我们的敌工部门了。
余则成只负责搜集和传递情报，行动的事情用不着他出手，策反工作也不归他管，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余则成有策反任务，吴敬中、陆桥山、李涯、马奎，天津站这四个特务将校，哪一个能被他策反？
这个问题，熟悉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谍战史并看过《潜伏》的读者诸君都会很容易给出答案，因为那四个特务将校，真正有可能被策反的只有一个，但绝不可能是吴敬中。
吴敬中早已把回归光明的路堵死了——吴敬中和沈醉的姐夫余乐醒一样，都是我党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这帮人留学归来正逢革命低潮，还有一部分人跟上级失联，就纷纷加入邓文仪当课长的“南昌行营调查课”，这一点沈醉在回忆录中写得很清楚：“当时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邓文仪派人到上海专门接待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共产党员，让他们叛变后为他工作，起码按中校或上校任用。”
吴敬中在军统（保密局）其他特务眼里，就是个叛徒，他的老朋友、老同事沈醉，虽然在回忆录中不止一次强调他们“很要好”文商期货配资，但还是一口一个“叛徒”称呼他：“忽然有一个老同事跑过来找我谈话，他是湖北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一个叛徒，当时在中苏情报合作所当科长。”
沈醉这个老同事就是吴敬中，当时正在郑介民为所长的中苏情报所当总务科长（此前是军统临澧特训班一大队二中队指导员兼情报教官），他跑来找沈醉，就是想通过沈醉求见戴笠，并出卖一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吴一开口就说前几天他在路上遇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个同学，现在是延安派在重庆工作的，可不可以和他往来？戴一听很高兴，马上叫吴坐下来谈。”
当时虽然国共合作，但吴敬中显然是要把这位同学拉下水，当做他献给戴笠的敲门砖或投名状。虽然那位同学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戴笠的宴请拉拢，但吴敬中此举，却在自己的历史上又添了一个污点：叛徒有很多种，没出卖过战友的，和出卖过战友的是两个性质。
因为吴敬中的出卖，那位同学后来的处境很危险：“从他拒绝戴笠的邀请的第二天起，就发觉跟踪他的特务增多了，很可能是准备绑架或殴打他，所以他好久都不一个人出去。”
差点因吴敬中出卖而遇害的那位同学恰好是管统战的，吴敬中那一次不智之举，已经断了他被策反回归的后路，所以上级绝不会要求余则成去策反这样一个出卖战友的叛徒的。
吴敬中抱上小蒋和郑介民（这两人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老蒋派去的）的大腿后，自认为可以有恃无恐逃出天津，所以绝不会回到原来的阵营，以免被秋后算账。
军统（保密局）天津站少将站长吴敬中不可能被策反，他手下的行动队中校队长马奎和情报处中校处长陆桥山，当然也不可能，因为他们分别是毛人凤和郑介民安插到天津站的眼线：马奎的黑历史比吴敬中还黑（他曾被七十六号抓捕后出卖了军统在上海的组织），甚至能算半个汉奸，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策反名单上；陆桥山是一个心胸狭隘且诡计多端、心狠手辣的笑面狐狸，尤其是他向学生开枪一事，足以证明他就是个丧心病狂的铁杆特务。
吴敬中、马奎、陆桥山都不可能被策反，或者没有策反价值，那就剩下天津站最后一任行动队中校队长李涯了。
我们细看李涯的言行，就会发现他才是最可能被策反，也最值得被策反的：其一，他手里掌握着“黄雀计划”的潜伏特务名单，有重大策反价值；其二，他在延安潜伏多年，近朱者赤，已经潜移默化地发生了改变，而且他的理想也跟余则成有不谋而合之处——都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孩子们都过上好日子。
李涯在天津站当行动队队长，把所有的任务都“办砸了”，这还真未必是他能力不足，而极有可能是他已经跟军统的老一套行动方式格格不入，或者他从内心深处就已经抵触戴笠“宁可错杀不可错放”的规则，所以他一直在“找证据”，而按照军统惯例，怀疑就是证据，就可以抓人的。
李涯在天津站过得很不顺心，他也能分辨出延安与南京的不同，以他的眼光，似乎也不太可能看不出老蒋必败——他说“进行调整”后有可能获胜，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老蒋当时的做法不对。
李涯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奇葩特务，他不可能看不出老蒋必败，他只是有一个执念，缺乏一个契机，只要时机成熟工作到位，认清形势的李涯未尝不可策反，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用什么方式策反、由谁来策反。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有人拿着李涯在延安写的交代材料（那材料不需要是李涯写的），秘密找上门来，李涯又会如何应对？
事实上“李涯”不用策反也会投诚，因为他的历史原型、保密局天津站末代站长李俊才带着四个小组特务潜伏下来，天津一解放，他就带着所有的“小黄雀”到军管会自首了。
不管李涯的历史原型是不是李俊才，这个行动队队长似乎都不那么令人讨厌，所以如果您是天津地下党负责人，会不会对李涯进行策反？以何种方式策反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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